今天是东日本大地震九周年的日子。我常说在灾难面前做人类观察就是体味人性；2011年我只有九岁，只好到了今天再回头观察当时的自己。是这样的，我一直认为过早给小孩灌输抗战实录实质上是仇恨教育——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我刚上小学时因为听王二小的故事和歌曲流过多少眼泪，我就有多恨日本人。后来钓鱼岛争端时期的万千国人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——他们恨不得来场东京大屠杀才痛快。这当然是很不健康的心理。所以当我知道地震的是日本，我不认为我会感到难过或遗憾，正如今日中文互联网上许多极端民族主义者，观看911恐袭录像时会拍手叫好，口称活该。我以为我也会是那样，可我不是。

出乎意料地，9岁的我，满怀对大和民族之痛恨的我，却在打开电视见到新闻画面的一瞬间号啕大哭起来。塌陷的大地、席卷的海水，恐惧和悲伤透过屏幕、穿过一个时区的间隔，冲我的面门呼啸袭来。我至今记得那种灭顶的绝望感受。那一刻死亡的概念是如此鲜血淋漓，乃至于谁还有何等时间去思考受此劫难的究竟是什么人——抑或，是不是人。

与性教育一样，中国人普也缺乏死亡教育。2008年5月我还没上小学，我对汶川逝去的生命几乎没有概念，更谈不上替他们痛苦。但311的回忆清晰地告诉我，我本性必定有个善良的灵魂。因为善良，所以有充沛的共情能力和同情心；这份感情在心理和生理上强行碾压了我被经年累月灌输的仇恨心态，在目睹灾难的一瞬间喷涌而出。爱要多么强大，才会压倒性地战胜了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感慨非常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穿越回去，摸摸那个正为异国人民流泪的孩子的头。